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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区团购艰难:订单暴涨接不住,人力复工跟不上

编辑:009     时间:2020-02-12

核心导读

•社区团购为什么普遍复工难?

•抗疫让社区团购遭遇哪些难点?

•社区团购被重新审视的价值是什么?

疫情成为当下社区团购赛道的一次“机会”。尽管这样的机会,并非人之所愿,而且并非人人能接得住。

当所有人“躺在家里为社会做贡献”,“到家”业务重要性尤其凸显。作为到家业务代表的社区团购,也积极投身到抗疫。

2018年下半年开始火热的社区团购,2019年4月就开始速冻。一眼平地起,一眼高楼落,这样形容社区团购一点不为过。2019年下半年,社区团购将进行整合已是共识。不过,突如其来的疫情,似乎要让这个结果“延迟发布”。

社区团购,这种零售有着很明显的特点:以销定采零库存,集中订货成本低,代理合作模式轻。特殊时期,年轻的平台在经历特殊的考验。

社区团购难保供应

湖南起家的社区团购平台兴盛优品,目前在湖南的复工率已达到六七成。山东地区的业务也将在2月11日开展起来,其他城市的业务也陆续恢复。

这个复工成绩得来不易。社区团购的角色链路上,从供应商-平台-物流-团长-消费者,任何一环断裂,都会使其受影响。

在兴盛优品,首先“掉链”的是团长。和大部分社区团购平台不同,兴盛优品的团长,是便利店店主。疫情爆发后,不少便利店停业。

第二链掉在物流上。“司机初一初二调休,初三可以复工的时候,突然封村了。这些司机就出不来了。”

复工难是大多数社区团购平台遇到的相同难题。然而一边是复工难,一边则是暴增的消费购买需求。

美菜向《零售老板内参》透露,从初一到初七,美菜家庭用户数量暴涨,在美菜商城上买菜,必买生活用品。特别是武汉地区,需求量非常大。

奇怪的是,到家服务需求增长,平台的销售数据不见得随之上升。十荟团相关人员透露,疫情期间,运营和销售数据均受到影响。

春节期间,十荟团做出提前应对,疫情爆发后,又对复工城市以及商品盘和配送策略都进行了调整。调整生鲜比例以满足民生需求。

封锁的社区给社团团购出了个大难题。由于团购业务本就基于社区服务,无法进入社区,服务就很难贯彻。平台推出无接触服务,会带来不小的沟通成本。

除了这一不可抗力外,社区团购平台的供给和运力也有些跟不上。

广州白云区集贤苑的王诗玥,同时经营着千鲜汇、邻加、群接龙等多家团购平台。春节期间,千鲜汇和邻加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缺货。“千鲜汇缺货比较多,邻加比较少。”王诗玥表示,自己的群里还会出现手动接龙。

平台缺货,消费者只能先接龙,她再根据各大平台供货情况,等商品上架再把链接转进群里。


“蔬菜水果、消毒卫生用品、零食牛奶,卖得好的各个平台都会上架。”王诗玥表示。

经营多个平台,她倾向让消费者自己选平台。她每天上午把不同社区团购的商品发到群里。“就像超市,有些人喜欢沃尔玛,有些人就喜欢百佳。”

团长对平台商品没有说话权,有什么卖什么。只在推荐的时候,对商品做些筛选。王诗玥表示平台提供的商品种类,即使平时也并不多。直达消费者的团长们,并不能向平台提出供应需求。社区团购平台并不自己控货,希望实现以销定售零库存。比如兴盛优选前一天晚上11点前锁定订单,之后再跟供货商协调货品数量。

感受到购物活跃度的王诗玥,订单量却在下降。疫情爆发后,原本的落地配服务,变成了快递发货。王诗玥常合作的快递是南风快递和顺丰。“南风快的话第二天能到,顺丰需要两三天。”社区团购变成了电商生意。顾客因为快递延时,常向王诗玥抱怨。

除了采用快递的方式外,不少团长需要顾客下单后上门提货。同在广州白云区的陈超是群接龙的加盟商,线下经营着2家连锁水果店,挂钩公司品牌供货。

他向《零售老板内参》表示,疫情爆发后,客户配送需求上升。但是上了群接龙的商品,原本就低价让利,一般不提供配送服务,只能上门自提。

他对客户做了筛选,只接待熟知的微信会员。并且通过安排定时分批提货的方式,减少客户在外暴露时间,减少人员接触。

封锁的社区、同质化的商品以及无法落地配等,让本该有机会爆发的社区团购表现平平。

自发性“社区团购”

社区团购平台之外,不少小区自发打造了一套简版“社区团购”模式,也做起了社区团购。

浙江的新冠肺炎病例目前是全国第三,杭州确诊数量仅次于省内排名第一的温州,杭州各区又以余杭的新冠肺炎病例最多。除了封闭小区外,杭州余杭区的良渚,每天都有无人机在上空盘旋。

抢菜成了每天必打的一场硬仗。家住良渚的李浩,每天除了在各大生鲜平台抢菜,最日常的任务是在小区的拼菜群里拼菜。


既有固定套餐,也可自由组合,“有的是自己报菜,有了就能配上,没有就没有。菜是从叮咚这样的平台采购来的。”由一人统一将订单汇总,再到各大平台统一订货。蔬菜分装之后,统一配送到小区。形成一套简版“社区团购”模式。

在被问及疫情过后是否还会在群里拼菜,李浩回答完全可以:“价格便宜,还很方便。”

除了这些社区团购之外,各地政府及机关单位也开始以社区团购的方式,将蔬菜等物资送进社区。

2月7日,《长江日报》在武汉发起了“社区团购蔬菜”活动。24小时平台访问量突破330万人次。其方式是筛选出一批有资质、有规模的生鲜、食品、农业企业等成为“市民菜篮子直供商”,满足社区居民的买菜需求。市民进入平台,选择家庭住址所在城区,就可以通过“拼单团购”的方式直接下单,农企工作人员在后台迅速接单,48小时内安排发货配送。

更早之前,山东也采用了一系列包括社区团购在内的手段,以扩大内部消化,减少农产品滞销。例如济宁建设了社区团购平台,农产品免费线上发布,以小区单元为单位,批量统一订购,搭建蔬菜种植基地、销售企业和居民直供直销的平台。

这些“非经营性质”的社区团购,在特殊时期证明了社区团购的价值。反观经营性质的社区团购平台,却在疫情前遭受了运营环节上的冲击。

大部分社区团购平台采取轻资产模式,本身不控货。这种运营模式能够最大程度减小平台的资金及库存压力,被视为平台的保命之举。可供应直接影响平台发挥。

物流直接决定用户体验。社区电商平台与运输员并非雇佣关系。这种宽松的合作关系,能够减小企业的人工成本,弊端是可调度的员工有限。

在直接销售端,团长的主力军是便利店店主、家庭主妇以及空闲时间较多的人员。特殊时期很难保证其正常营业。

商品供应不足,运力不足,以及团长的不营业,都限制了社区团购平台在此次疫情中的发挥。

不过大灾面前,社区团购也在积极贡献力量。扛过疫情,人们可以重新审视社区团购的价值,而那些挨过疫情的平台,也有望完成新升级。